翰林制度就是指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、文化史上充分发挥了最重要起到。“翰林”之名汉代有数，本所指文学之林，是文翰驰名所在。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，最初的性质是“天下以艺能技术闻召者之所处也”（《唐会要》卷57“翰林院”），文学、经术、僧道、书画、琴棋、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请示君主谒见，称之为“翰林待诏”。

唐玄宗时，较多地搭配文学士人，称之为“翰林奉祀”，用作草拟诏令，议论时事。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，专门负责管理掌理“内制”。原先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：一为翰林学士院；一为翰林院，人称原有翰林院。二者虽均有“翰林”之名，但性质却很不完全相同，前者专以备文学之士，是在禁中草拟诏命、国事机务的枢要部门；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，是在内廷奉祀君主的普通机构。

唐朝后期，政局再次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化，藩镇割据形势经常出现，宦官专权局面相当严重，皇帝与朝臣牵头赞成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。在这种政局下，堪称“天子私人”的翰林学士以求在政治上充分发挥更大的起到。趁此机会草拟内制、参谋长顾问，兼并了中书的权力；继而国事机密，权力渐趋鼎盛。

德宗时有“内互为”之称之为。宪宗时从翰林学士中更进一步发展出有“专受专对”的学士承旨，指出翰林学士参予中枢决策的地位以求奠定。与此同时，原有翰林院仍然留存，其官称之为翰林奉祀或翰林待诏、翰林直学士，后又有翰林天文、翰林图画等等，不另设学士，也不参与制诏的草拟，一直只是一个主要可供君主玩乐的随从机构。

五代到清朝，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较低的变化：宋朝和明初低，五代、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较低。五代武人骄横，王朝祚较短，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入，政治上的起到非常受限。后晋还一度废止翰林学士，其职并归中书舍人。

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，这集中于展现出在三个方面：其一，承继唐、五代的趋势，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。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，设于皇城之外，分成书艺、图画、天文、医官诸局；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、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，设于宫禁之内，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。其二，翰林学士院的组织结构整齐，官员设置从低到较低依序为承旨、学士、直院、权直，仍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内侍群体，而是中央政府的月机构。与之相适应的任免、降黜、员额、俸禄等各项制度日益完善。

其三，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以求奠定，非进士不进翰林，由此前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。辽、西夏、金、元，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主体的王朝，它们程度有所不同地自学汉王朝的统治者体制，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唐宋的翰林制度，以此标榜文治，笼络与移往汉族知识分子。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、功能不尽相同：辽称之为翰林院，体制与唐原有翰林院相近，院内人员、职事繁复不一；所有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，进了国史、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。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，职能与宋时相近。

元立翰林国史院，其职责变成以编修国史居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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